名教远优于泰西各国”,但那不过是关上门来自己说来听听罢了,现在唐浩然这么一位“通洋”之人,也这么说,岂能不让他激动。
“当然如此,数百年间,泰西各国人士对我国之科举可谓是推崇倍至,即便是咱们在多次战事中中失败,泰西学者仍对我国科举制度仍是称道不已。廉士在《中国总论》中说:“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,这是他们制度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”……”
唐浩然引用洋人的称赞,让翁同龢听了心底只显得极为舒服,他不时的抚须笑着,似乎非常享受这种为洋人推崇的感觉。
“欧洲人赞赏的是咱们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原则:机会均等,公平竞争,择优录用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,值得效法,也就是在咱们的影响下,这泰西各国纷纷开始废弃了赐官制,确立从考试中选拔文官的制度,在泰西各国中法国首先师承中国,在1791年,也就是差不多一百年前,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,德国大约是在1800年。英国有识之士早就呼吁政府效法中国科举制度,面向全体国民,开科取士。1833年,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,但直到1847年,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,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考试。此举受到种种非难,但英国行政改革者最终获得胜利,应为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拔人才的制度。1855年,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文官委员会,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。直至二十年前,英国颁布法令,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,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。”
唐浩然说的这些,虽在《泰西策》中略有提到,但并没有提及其与中国科举制的关系,而此时唐浩然之所以说出这些话,却是为了自己的下面的话作铺垫。
“过去泰西之强,在于其在专注工商持以科技富强之术,而现在其引我中国之科举,文武官公断,择以专长能才治国,辅以富强之术,其国焉能不强!可反观咱们中国,虽说有名教科举之长,却不解西洋为何之强,如果早在五十年前,**战争一打败,我们就得到教训,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,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年,我中国今天恐早已重为世界头顶强国,早已重回万国来朝之盛世,又岂会有乙酉丢藩之耻?”
唐浩然口中的“乙酉藩之耻”指的是1885年因中法战争签订的《中法新约》,中国失去越南藩属的旧事。
“据子然看,”
自从唐浩然进入书房,可谓是句句说到翁同龢心里,虽说他倾向于变革维新,但是他所倾向的却是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,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”,其实与现在办洋务的大臣们,并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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