督皆不会如晚唐之军阀一般互相攻伐,从而陷万民于水火之中,大家说到底,都还是文人,而非短视之武夫。
唐子然啊!唐子然啊!
在心下念叨着这个名字,李鸿章的右手不禁猛的一捏造杯盖上的提纽,这唐子然的算盘打的可真够精明啊,用一招“八督议政”,便把朝廷与八督全绑了起来,他不过只是吹响了那个号,撕破了那张脸,到最后还是要靠八督把朝廷最后一点脸面给撕下来。
在发匪之前,朝廷中枢对全国上下均予以直接控制,各省督抚完全听命于中枢,全无独立的军权和财权,而在镇压发匪的过程中,“经制之兵”八旗以及绿营早已不堪为用,根本无力镇压发匪,于是地方督抚便募勇营并就地筹饷,由此便开了“兵为将有”之局,中枢的军权被严重消弱,而地方督抚把持军权和饷权,至今这举国上下一兵一卒皆拱手督抚。
而在镇压发匪捻匪时,朝廷又被迫在军事上借重于湘淮,亦不得不于行政上授予实权,于是这朝中的满汉官员比例亦发生了显著变化,尤其是地方,在发捻之前,各省总督、巡抚、提督、总兵等军政长官大部分是满旗官员,实权操于中央,而战后因西北回乱、西南回乱等各地乱起不断,朝廷为平定匪乱,只好任用湘淮将领充任督抚等地方军政长官,长久以来,许多权力早不在中枢,而在地方督抚之手。
而在过去二十余年间,地方督抚的权力不断扩大,早已逐步集军、政、财、外交大权于一身,成为地方权臣,这“外重内轻之轻”实已形成,甚至呈尾大不掉之势,他们一方面被朝廷视为柱石,凡重大决策常以他们的意见为取舍,言行举措甚至直接影响朝政大局。
李鸿章自己作镇北洋二十年,早为中外瞩忘,声出政府之上,政府亦为倚为重,至于两江的刘坤一、湖广的张之洞等其它总督,虽声忘虽赶不上李鸿章这般显赫,但却亦因其地位显重,多年来借口种种把持地方,操持地方成“外重内轻”之局。
而“外重内轻”的国朝时局发展的必然结果,就是地方趋向以及同中枢的分庭抗争,同治初年,中枢尚能以战败逃跑的罪名处死何桂清,光绪初年朝廷尚能借杨乃武案来弹压湘军体系的势力,进而罢免流放官员。可是现在督抚纵是公然抗命朝廷,矫旨不遵,朝廷对大家也不能“稍加谴责”,更谈不上给予处分。
不过虽是如此,但各地总督却从未跋扈到不遵朝命,就如同对言官弹劾以及对朝廷中枢的忌惮一般,这一方面固然是实力有限,而最重要的是什么?恐怕就是因为千百年来,中国以“伦理道德”为立国之本,忠君卫道的思想底线以及个人的谨小慎微,可在内心深处,深知朝廷满汉之别的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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